記者：馬瑾倩    老人無法出示健康碼進站遭拒、94歲老人被抬進銀行做人臉識別……疫情發生后，老年人在智能時代的困境凸顯，引發社會關注。據統計，“十四五”期間，我國老年人口將突破3億，從輕度老齡化邁入中度老齡化，老年人的“數字鴻溝”亟待解決。 去年11月24日，國務院辦公廳印發《關于切實解決老年人運用智能技術困難的實施方案》，提出到2020年底前推動各項傳統服務兜底保障到位；2021年底前推動老年人享受智能化服務更加普遍，傳統服務方式更加完善；到2022年底前，解決老年人面臨的“數字鴻溝”問題的長效機制基本建立。 專家認為，中國作為發展中國家和老年人口最多的國家，公共政策應從溫度到制度，實現更長遠的制度安排。 被迫“上網” 定期從位于昌平的北京六環居住地到城里醫院開藥，進門一道訪客信息掃碼登記，一道健康碼掃碼登記，64歲的李愛英（化名）總是卡殼。 在門口站了十分鐘，北京健康寶在哪還是沒找到。最后往往是乖乖把手機交給醫院工作人員代為操作。“我拿手指在微信上往下滑，健康寶那個紅塔（圖標）沒出來，還老是給截了屏。”李愛英不好意思地笑笑。 過去一年，“健康碼”成了新冠肺炎疫情下的出行標配。 去年2月11日，杭州率先試行“綠、紅、黃”三色碼動態管理，到月底，國家政務服務平臺推出“防疫健康信息碼”，通過實名認證便可匯聚衛生健康、民航、鐵路等數據，確定是否為新冠肺炎確診患者、疑似患者，或密切接觸人員。 “健康碼”借用高效的信息化手段筑起了一張有效的“防控網”，卻也成為很多老人的“迫不得已”。 去年7月，大連地鐵站內一位聽力有障礙的老人未按要求出示健康碼強行進站，與工作人員發生爭執；8月，黑龍江哈爾濱一位老人乘坐公交車，因沒有手機無法掃健康碼，被司機拒載…… 疫情發生后，類似的事件頻頻發生，從電視上看到這些新聞，李愛英心里更多的是感同身受。 每天，不少老人會趁早去超市搶購特價菜。疫情期間，進門展示健康碼成了例行檢查。“我這個健康寶怎么上不去？”有老人拿著手機操作半天未果。原來長時間未使用，健康寶需要重新登錄。 姓名、身份證填寫、人臉識別、14天內到訪地點、是否發熱咳嗽……一系列操作把他們攔在了門外。門口桌上擺放著紙質登記表，李愛英和不少老人一樣，選擇用筆在紙質登記表格中留下信息。 疫情之下，互聯網技術的更廣泛應用，凸顯了老年人面對數字化生活的不適。中國互聯網絡信息中心報告顯示，去年3月-6月，中國60歲及以上的老年網民占網民總數從6.7%上升到10.3%。這意味著，中國有3400萬老人在短短三個月之內成了網民。 長期從事老年傳播研究的深圳大學傳播學院教授周裕瓊認為，疫情讓許多老人“被迫”上網。 拿藥的第三個月，醫院門口一個年輕人教李愛英，“在微信界面，要一根手指從屏幕當間兒往下拉”，北京健康寶小程序出現在列表中。手機上的智能手勢操作要求，幾根手指、從哪個位置、怎么滑動，比她想象得還要復雜。 隔閡 李愛英的第一部智能手機，是2016年獨生女兒出嫁時買給她的。 “我平時愛好可多了，泥塑、石雕、剪紙……哪有空玩手機。”一直以來李愛英只用按鍵手機，在她看來打電話、發短信能滿足所有需求，智能手機反而讓人沉浸在虛擬世界，喪失了生活和人與人之間正常情感交流。 直到四年前，女兒出嫁搬去朝陽區的新家，忙于工作的年輕人整月回不來一次。老伴兒用智能手機能看到女兒新發的動態，新家添了家具、小兩口去國外玩、廚藝進步做了一桌好菜……“別人都有，就我沒有。”李愛英撒嬌，女兒給她買了當年的國產新品。跟女兒的連結，似乎又回來了。 新手機到貨，李愛英慢慢接受智能手機，學怎么加好友、發消息、刷朋友圈。但對于新網絡技術，總還有些“消化不良”。 復診結束，李愛英站在醫院門口，拎一兜子醫生開好的藥招手打車，又站了半小時。李愛英不明白，明明沒人乘坐，出租車為什么不愿意停下來；早晨去超市買菜忘了帶錢包，李愛英慌忙從等待結賬的隊伍里“逃”出來，換智能手機的第四年，她還不會也不敢用手機掃碼支付；每月固定時間去銀行營業廳取養老金，能辦理業務的窗口卻越開越少，隊越排越長。 李愛英與智能社會的隔閡，是老年人群體面臨的普遍問題。 青島市老年學學會老年人社情調研專業委員會常委李智勇至今記得，八十多歲的老人連續5次指紋解鎖失敗，手機禁用30秒，臉上懊惱挫敗的表情。于是，指紋解鎖功能被很多老人在自己手機上停用，有時候密碼也記不得，干脆什么都不設置，用起來最方便。 與年輕人相比，老年人對于網絡世界往往心存恐懼，導致其進入新媒體空間存在一定的困難。“衰老是一個被灌輸的概念，老年人的虛弱、無助、多病，常常是一種習得性無助，而不是必然的生理過程，”周裕瓊發現，“習得性無助使得有些老人在對手機所知甚少的情況下就自我否認，‘這東西我一概不懂’‘人老了，記不了這么多事了’‘能記得自己吃自己喝就算不錯了’，他們把信息技術所代表的新生活與習慣了的日常生活對立起來，玩手機仿佛就是不務正業。 國家統計局數據顯示，2019年末，我國60歲以上老人已經達到2.54億人，在總人口中占比達到18.1%。民政部數據顯示，“十四五”期間，全國老年人口將突破3億，邁入中度老齡化。人口結構越來越“老”。 而老齡群體中，接觸互聯網的仍是少數。中國互聯網絡信息中心去年9月發布的《中國互聯網絡發展狀況統計報告》顯示，截至2020年6月，我國網民規模達9.40億，其中60歲及以上的網民占10.3%。這意味著，即便已經在三個月內激增3400萬名老年網絡用戶，仍有超1.57億老人從未接觸過互聯網。 在信息社會，他們常被稱為“數字難民”。 “一定要教會我打視頻電話” “就像《肖申克的救贖》中監獄圖書管理員Brooks出獄，面對脫節的快速變化的社會，老人是無助且絕望的。”四年前，還在讀大學的李智勇參與到“教老人玩手機”的社區服務項目。在他輔導過的社區老人里，近1/4連手機打字都不會。 他的服務對象中，73歲的張爺爺有一個獨生女兒，幾年前嫁到外地。讓他印象極深的是，一個小時的手機課，很多老人逐漸坐不住，課后唯獨張爺爺單獨走到李智勇身邊，用懇求的語氣，“一定要教會我打視頻電話。” 張爺爺拿出剛剛課上做的筆記，對照步驟一遍遍嘗試。找不到女兒的微信號、進入聊天界面找不到語音鍵、錯點一旁的“拍攝”鍵退不回來……“幾乎把能出現問題的每一步都試錯了，”李智勇有些哭笑不得。半個小時后張爺爺終于撥通了視頻電話，不放心還自己又從頭操作了一遍鞏固記憶。走之前，李智勇給張爺爺把女兒的微信設置成了置頂。 幾天后，李智勇收到張爺爺發來的信息，“我給女兒打通視頻電話了，見到了1歲的外孫，謝謝你小伙子。” 類似的手機培訓課在全國各地逐漸開始推廣。去年重陽節期間，北京市老齡協會提出組織“我教老人用手機”活動，讓家庭成員、社會大眾，都參與到教老人使用智能手機的教學中來；南京市民政、衛健等部門不完全統計，南京全市超過700所老年大學開設了智能手機培訓班，每年培訓學員數萬人。 “老人數字化需要跨越三個過程，數字接入反哺、數字技能反哺和數字素養反哺。”周裕瓊說。 青島大學智慧健康老齡化研究中心2018年專門建立了一個學生社團，與社區合作“陪您玩手機”的志愿服務項目，累計服務老人3000人次。研究中心負責人朱禮華說，“家庭往往是‘數字反哺’第一站，而在這一站上缺失的老人，往往更需要的是陪伴。” 在朱禮華協助下，李智勇編制了手機學習教材，在社團中沿用至今。教材分使用WiFi、拍照錄像、便捷功能、微信操作、安全隱私、手機支付和手機購物共七章。 周裕瓊認為，圍繞手機出現的代際鴻溝，更多表現為數字思維與傳統思維的碰撞，數字生活方式對傳統生活方式的挑戰。“光靠直接領進門是不夠的。老人們數字思維匱乏，導致他們體驗的互聯網和年輕人所感受到的是不一樣的，即便數字融入了，也會帶來數字區隔的結果。”周裕瓊說。 破除數字區隔 周裕瓊所說的“數字區隔”，隨著人臉識別、無現金支付等數字技術的推廣日益突顯。 94歲老人為激活社保卡，家人在銀行將其抱起才通過人臉識別認證；老人冒雨用現金交醫保遭拒絕；早在兩年前，一名九旬老人社保年審時，由于需要錄入指紋、拍照識別，必須本人到場，沒有電梯被家人抬上三樓；在銀行營業大廳，每到退休金發放日，習慣使用現金的老人拿著存折在人工窗口前排起了長隊。 老年人在數字時代的困境，去年以來頻頻出現在媒體報道中。但在“技術”與“機器”面前，老年人選擇了“沉默”。談到在快速發展的智能化時代遭遇的困難，接受采訪的老年人歸因于自己，“跟不上時代”“給大家添了麻煩”。 北京大學社會學教授陸杰華認為，“科技向善”不僅僅是一個口號，企業應當承擔起社會責任，促進產品服務適老化。“政策制定者、技術開發者也有一天會變老。不僅僅是家庭、社區、社會組織，數字反哺是整個社會應當承擔起的責任。” 去年11月，無錫火車站擺出顯眼通知：老人機、手機沒電、無微信、不會操作、無手機等問題，導致無健康碼，有專門通道可解決。這則通知引來無數好評。有網友評論，一座城市的溫度體現在，它是如何對待那些被遺忘的少數人。 事實上，早在去年9月20日，無錫火車站便開始實施這一制度。無錫火車站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小組負責人胡志廣介紹，整個旅客流量中，沒有手機、只有老年手機、沒有微信占比較大，占到總流量的1/8到1/7左右，每天總量有兩千余人。 “沒有手機，就通過身份證查詢相關信息；用老人機，就由志愿者用自己的智能機掃碼，代為驗證；沒電的提供臨時充電。”胡志廣說。 隨后，越來越多地區陸續推出人性化健康碼查驗政策。 北京刷身份證、社保卡、養老卡可查健康狀態；廣州發布通知就醫等情況無健康碼可用紙質證明；黑龍江身份證件、紙質證明、通信行程卡可作替代，逐步實現“刷卡”或“刷臉”通行；青海在已實現“信康碼”全國一碼通的基礎上，研發上線“信康碼”代領、“信康碼腕帶”等功能…… 疫情下公眾感受突出的健康碼出示難題，因為無錫火車站的多做一步，得到了較好的解決，激起溫暖漣漪。不久，老年人智能技術運用困難得到了國家層面的響應。 從溫度到制度 去年11月24日，國務院辦公廳印發《關于切實解決老年人運用智能技術困難實施方案》，聚焦老年人日常生活涉及的出行、就醫、消費、文娛、辦事等7類高頻事項和服務場景，提出堅持傳統服務方式與智能化服務創新并行，推動解決老年人在運用智能技術方面遇到的困難。2020年底前集中力量推動各項傳統服務兜底保障到位。 隨后，文旅部辦公廳、國家文物局辦公室發布通知指出，文化場館和旅游景區不得因老年人沒有智能手機無法調取“健康碼”等原因，拒絕老年人進入；在做好疫情防控的前提下，可安排老年人憑身份證、老年證等有效證件登記進入，并采取有效措施加強個人信息保護。 交通運輸部等部門發布通知，要求在新冠肺炎疫情低風險地區，除汽車客運站、客運碼頭、民用運輸機場和出入境口岸等特殊場所外，一般不用查驗“健康碼”。需查驗“健康碼”的情形，不得將“健康碼”作為人員通行的唯一憑證。 今年1月起，工信部將在全國范圍內開展為期一年的“互聯網應用適老化及無障礙改造專項行動”，首批將完成115個公共服務類網站和43個手機App的適老化及無障礙改造。 “當前老年友好社會建設應著重適老設備等硬件建設，社會和民生建設方面的公共政策應更加體現年齡包容，體現尊老愛老孝老。”陸杰華認為，中國作為發展中國家和老年人口最多的國家，公共政策也應從溫度到制度，實現更長遠的制度安排。 陸杰華提出，“數字化時代的老年友好不是看對城市區域、高端收入人群，更重要的是如何兼顧農村地區、低收入群體，公共政策能否公平相待，實現代際和諧、推進社會公平。”陸杰華認為，老年友好城市的建立目標是，消除老年人參與家庭、社區、社會生活的種種障礙，給老年人提供安全便捷規避風險的社會環境。 世界衛生組織發布的《全球老年友好城市建設指南》中提出，建設老年友好城市分成八個主要方面，包括室外空間和建筑、交通、住所、社會參與、尊老和社會包容、社區參與和就業、信息交流、社區支持和健康服務。 “事實上，數字化時代正在更新對老年群體的界定。”陸杰華說，年齡只是一個數字符號，不代表身體機能的衰減，2.54億老年群體并非趨同。“隨著預期壽命的提高，人們開始有‘變老拖延癥’，心理年齡更多決定了老年人具有很高的學習動能，可以適應數字化時代。” “科技向善”不僅僅是一個口號，企業應承擔起社會責任，促進產品服務適老化。政策制定者、技術開發者也有一天會變老。不僅僅是家庭、社區、社會組織，數字反哺是整個社會應當承擔起的責任。 ——北京大學社會學教授陸杰華 |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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